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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漫谈现代散文与现代报刊

热度 3已有 1480 次阅读2009-8-20 20:59 |个人分类:文学理论|系统分类:文学理论|

漫谈现代散文与现代报刊

钱理群

  “民国名报撷珍”丛书,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。它不仅为还在发展中的90年代散文阅读与写作的热潮,开辟了一个新的资源,为散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批精选的读物,还具有一种学术的价值:它促使我们注意“现代散文小品”与“现代传播(报纸、杂志)”的关系。———这其实是散文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。
  作为现代散文小品与现代杂文,是萌发于清末民初,诞生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,而且始终是与现代出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当年文学史家阿英在讨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“近代散文”的产生时,即明确指出:“这种文学的形式,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。印刷发达之后,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,在此,产生了近代的散文,即一般的叫做“feuilleton的形式”(《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》)。这里说的是西方近代散文,中国其实也是如此。在“五四”文学革命中,散文各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,更是几乎全赖于报刊的提倡:这已成为文学史家、散文家的共识。“五四”著名的小品文作家梁遇春满怀深情地指出:“小品文同定期出版物几乎可说是相依为命的”,他甚至说:“有了《晨报副刊》,有了《语丝》,才有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字,鲁迅先生的杂感”(《〈小品文〉序》,1929年)。因此,有论者将小品文定义为“报章文学与纯文学中间的汇合”(夏康农:《论小品文》,1935年)。梁遇春在前所引的文章中,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:“小品文的发达同定期出版物的盛行做正比例的”。事实正是如此:考察现代散文史,可以发现,本世纪有两次散文创作高潮,一次是30年代,另一次发生在世纪末的90年代;两度创作高潮,都伴随着报刊发行与出版的热潮。在30年代,不仅涌现了大量的文艺副刊,而且第一次出现了大批专门化的散文杂志,如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、《宇宙风》、《文饭小品》、《太白》、《逸径》等等,这些杂志实际上起到了散文创作的“组织者”的作用。与此同时,各出版社争先出版散文(小品、随笔、杂文等等)创作集(据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》提供的材料,1930—1939年出版的散文集达853部,而1920—1929年仅190部),出版各种外国散文译本,特别是大力介绍中国明末小品文与六朝文,为现代小品的写作直接提供资源,其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。而90年代这一回“散文创作与出版热”规模、声势都更大,同样是报纸的副刊大量涌现,同样是专业化的散文刊物的不断推出,同样是散文创作集的大面积的出版(而且多采取“丛书”的形式),同样是外国的与传统的散文资源尽力开发,而且更有系统,重点转向“五四”以后的散文小品、杂文的重新整理与出版———天津人民出版社这回推出的这套“民国名报撷珍”丛书,本身即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。由于事态还在发展,目前尚不能作出更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概括;但结合30年代的那次热潮,我们已经可以看出,本世纪这两次散文创作与出版的高峰,都与30年代、90年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,所形成的社会氛围的变化,文化观念的变迁,文化欣赏、消费心理(期待)的嬗变,以及文化市场的相对繁荣与成熟有关。因此,所面临的实际是一个“现代商品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关系”问题———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也许是更为根本的,但也是在这里无法展开的。
  我们还是把问题拉回到现代散文的创作与出版的关系上去。当年茅盾有一个自述,颇值得注意。他说自己在30年代曾一度为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副刊写稿,而“自由谈”是一个“软性读物”,不宜于说教式的短文,“于是我所写的,便不能不是又像随笔,又像杂感”;他因此而体会到“一个作家有时既不能不像有个厂家似的接受外边的‘定货’,那他也就不能不照着‘定单’去制造”(《〈速写与随笔〉前记》)。这里说的正是出版(文学市场)对创作的制约与影响,也就是说,作为报刊文体的现代散文,它所必然产生的对传统散文的变革,并由此而形成的新的特点。我想,这正是我们在阅读与研究“民国名报散文小品”及其同类现代散文时,所必须注意与思考的。应该说,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。曾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现代都市中的期刊、报纸的主要读者与作者,也就是文学市场中的买卖双方,都是“小布尔阶级”,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都市小市民”,他们的社会地位、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与心理,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消费欲求:“他们要节省时间,省精力,情愿从事刹那的愉快”;“他们所喜欢的,是轻巧,是易于变花样”;“他们也是清谈,无所通而又无所不通,无所读而又无所不读,……求学治事,处己待人,均取浮萍一样的态度。随时势之所之,不宗一家,不主一说,凡百皆疑”;他们常“重古而非今”,“或追怀古代,或逆溯史迹”……。以上这一切,都决定了报刊上的小品散文的“软性”特征:注重知识与趣味,无所不谈,泛而不深,短小成章,旁敲侧击,文笔轻巧,闲适中略含感伤……等等(方非:《散文随笔之产生》)。这样的分析自然是简单的,但却能启示我们:对“文学市场、现代传播媒介(报纸副刊,出版物)”、“作者”与“读者”三者互动关系进行具体、深入的分析与研究,或许可以打开现代散文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。甚至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:能不能以此作为描述现代散文发展史的一条基本线索呢?我以为至少是可以一试的。———如果这些设想大抵可以成立,那么,本丛书就是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事实材料,别有一种价值了。
  而散文小品、杂文(我们还没有提到报告文学)这类现代文学样式与报刊的联系本身,也能给今天的作者与读者以启示。我曾在一篇论及鲁迅杂文的文章里谈到,杂文(或许还应包括散文小品与报告文学)是现代作家(知识分子)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他所处的时代、中国(以及世界)的社会,思想、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最重要、最有效的方式。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,自由地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,最迅速地接纳、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,作出政治的、社会历史的、伦理道德的、审美的评价与判断,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。可以预计,随着现代传播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,散文小品、杂文、报告文学将越来越深入到现代生活中,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,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能具有的;另一方面,当散文小品、杂文、报告文学这类文体越来越依附于传播媒介,其自身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,而这种变异既有积极的方面,同时也必然有许多消极的因素。但从总体上看,散文小品、杂文、报告文学这类报刊文体,是与“现代式(正在进行式)”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,也就因此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忠实的记录。鲁迅早就说过“‘中国的大众的灵魂’,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”这样的话,并有过“作一部中国的‘人史’”的计划;今天再来读当年的散文小品、杂文———比如读摆在面前的这套“丛书”,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:这里,正是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(男的女的,老的少的,有名的无名的),他们的思想、观念、心理、情感,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———平时怎样打发自己的肚子,有俩钱儿、三五好友相聚时又喜欢吃什么;时兴穿什么衣服,如何打扮;居住条件、以及居住方式:独门独院,还是公寓式的?闲暇时读什么书,看什么电影(戏曲什么的),最“迷”的作家、影星、歌星、球星是谁?节假日到哪儿去玩?老家里还有没有人,有没有来往,是否圆过“还乡”的梦?孩子上什么学校读书,有没有麻烦?一大家子人,夫妻之间,婆媳之间,妯娌之间,处得如何?……等等,正是对这些民生、民情、民俗、民性、民魂……的具体描摹,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活的现代中国人的“人史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这套“民国名报撷珍”丛书也可以看作是民国社会的“百科全书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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